考察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所作的评判总结
摘要
清代前期，统治者以官修的方式，对儒家经典重加疏解，先后纂成各部经解19种。成书于乾隆末年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以“钦定”的姿态，鈎玄提要，在政治上大力揭示清前期官方经学强调“帝王之大经大法”的编纂宗旨，凸显其强化伦理道德，重视人心风俗的现实作用，并借此展现出《总目》自身推崇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显著特色；在学术上却并非完全认同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取向，不仅转而揄扬汉学的考证之功，而且表现出“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持平态度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考察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所作的评判总结，无疑有助于了解清前期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作用和意义，把握清代学术的发展和变化。
作者简介
黄爱平，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思想史、学术文化史及文献学史的研究，著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朴学与清代社会》、《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合著）等书，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清史书目》等教材、工具书。
清代前期，自顺治年间开始，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廷以官修的方式，先后纂成“解义”、“折中”、“汇纂”、“义疏”等各种名目的经部书籍十余种，或译成满文，或刊刻颁发。至乾隆末年，伴随《四库全书》编纂而撰成的官修大型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又以“钦定”的姿态，对清初以来的官修各部经解以及由此而构建的官方经学体系作了全面的评判和总结。
据《四库全书总目》及相关书目资料统计，乾隆中叶以前，清廷官修并著录于《四库全书》的各部经书总数达19种。其中易类有：顺治朝敕撰，乾隆时录入《四库全书》的《易经通注》九卷；康熙二十二年敕撰的《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的《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卷首一卷；乾隆二十年的《御纂周易述义》十卷。书类有：康熙十九年敕撰的《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六十年敕撰，雍正八年刊刻的《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书序一卷卷首二卷。诗类有：康熙末年敕撰，雍正五年刊刻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卷首二卷诗序二卷；乾隆二十年敕撰的《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礼类有：康熙时经筵日讲旧稿，乾隆十二年整理成书的《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乾隆元年敕撰的《三礼义疏》，包括《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卷首一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卷首二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卷首一卷。春秋类有：康熙时敕撰，雍正七年校订，乾隆二年刊刻的《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总说一卷；康熙六十年敕撰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卷首二卷；乾隆二十三年敕撰的《御纂春秋直解》十二卷。孝经类有：顺治帝御注的《御定孝经注》一卷；顺治十三年下令编纂未竟，康熙十六年奉敕续纂的《孝经衍义》一百卷卷首二卷；雍正五年御纂的《御纂孝经集注》一卷。四书类则有康熙十六年敕撰的《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总计易类4种，书类2种，诗类2种，礼类4种，春秋类3种，孝经类3种，包括《论语》、《孟子》在内的四书类1种。就修书范围而言，从四书到五经，再加《孝经》，可谓囊括全部儒家经典，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方经学体系。若从纂修时间来看，则19部经书中，纂修于顺治朝2种，先后为《孝经》、《周易》；康熙朝10种，顺序大体为《四书》、《孝经》、《尚书》、《周易》、《诗经》、《春秋》、《礼记》；雍正朝1种，即《孝经》；乾隆朝6种，先后为《周礼》、《仪礼》、《礼记》、《周易》、《诗经》、《春秋》。可见自顺治至乾隆，四朝皇帝都有对儒家经典进行注疏、解义、汇纂的举措，而尤以康熙、乾隆朝为最。
对清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敕撰的各部儒家经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官方经学体系，《四库全书总目》（以下或简称《总目》）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四库馆臣不仅将19种官修经解全部抄录于《四库全书》，置于本朝各类著述之首的显要地位，而且借助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手段和方式，通过对各部经解的钩玄提要，大力揭示其宗旨，强调其作用，凸显其价值，阐发其意义，不仅鲜明地表现出对官方经学体系的总结和表彰，而且潜在地反映出一代学术的某些发展变化。
清前期各朝皇帝，自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无不将儒家经典视为承载帝王大经大法和致治要道的法宝，顺治明确表示：“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康熙认为“帝王道法，载在六经”，雍正主张“六经皆治世之书”，乾隆则强调“五经乃政教之原”。以《周易》为例。康熙认为：“《易》之为书，合四圣人立象、设卦、系辞焉，而广大悉备，自昔包羲、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书》之文，《礼》、《乐》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于《易》会通焉。”因在《日讲易经解义》的序言中，特别拈出“以经学为治法之意”，强调儒家经典对于治国理政、化民成俗的重要作用。对此，《总目》编纂者予以了高度认同。在为该书所作的提要中，馆臣明确指出：“是编为讲幄敷陈，睿裁鉴定，其体例与宋以来奏进讲义大致略同，而于观象之中深明经世之道。御制序文所谓‘以经学为治法’者，实括是书之枢要，亦即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枢要。信乎帝王之学能见其大，非鲰生一知半解所能窥测高深也。”
在高度认可清前期官方经学重视“帝王之大经大法”的同时，《总目》还进一步揭橥传统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强调实事实用，摒弃空谈虚言。其《凡例》明确指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因此，《总目》特别注意阐发典籍所包含的经世意蕴，尤为强调清初以来官修各部经解所体现的实用价值。诸如《春秋》，康熙年间先后敕撰《日讲春秋解义》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二书，其中前者系康熙经筵讲义，经雍正敕令校订成书，后者则是康熙末年下令编纂的各经“传说汇纂”之一。在这两部书中，康熙都极为重视《春秋》的经世意义，肯定“《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因敕令儒臣，以《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和宋代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兼采其他各家之说，力图做到既不废史实，又彰显大义。对此，《总目》在为《日讲春秋解义》所作的提要中，盛称：“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榖》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覆演绎大旨，归本于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可见，对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推崇，对本朝官修各部经解“务切于实用”本旨的阐发，成为《总目》秉持的显著特色。
清代前期，适应巩固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儒学的纲常名教御纂周易折中，并借助儒家经典的编纂，大力强化有关伦理道德的说教，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以《孝经》为例，在儒家经典中，《孝经》被公认为是反映儒学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其首章开宗明义，引述孔子之言，强调“孝”乃是先王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并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正因如此考察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所作的评判总结，《孝经》一书御纂周易折中，受到历代统治者的特别青睐，或躬自讲解，或亲为作注。现存《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帝王作注的经典，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清前期的几位帝王，也同样对《孝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顺治亲自为《孝经》作注，康熙敕令续辑《孝经衍义》，雍正再作《集注》，无不推崇有加。对此，四库馆臣在为雍正《御纂孝经集注》所作的书前提要中，不仅缕述顺、康、雍三朝皇帝为《孝经》作注、衍义的缘由和经过，而且对本朝统治者以帝王之尊亲自疏解儒家经典的举措大加赞扬：“我朝列圣相承，宏敷孝理，故于是经阐发尤备。世祖章皇帝既为之注，复有《衍义》之辑，而圣祖仁皇帝缵成之，本末条贯，义无遗蕴。世宗宪皇帝虑其篇帙浩富，或未能家喻户晓，乃命约为此注，专释经文，以便诵习，而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其体例悉仿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之，洵万古说经教孝之至极矣。”
但是，面对清初以来官方经学体系所反映的尊崇程朱理学的学术取向，《总目》却并非亦步亦趋，完全认同。清代前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系人心，选择了正统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康熙服膺朱熹，崇尚理学，敕撰的各部儒家经解，多以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学为宗。乾隆在位初期考察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所作的评判总结，同样尊崇程朱理学，对其祖父“御纂”各部经解以程朱理学为本的做法，或表示认可，或接续其说。然而，乾隆中期以后，理学的独尊地位发生了某些动摇，讲求文字训诂，重视文献考据的汉学逐渐兴起，统治者也开始优容并借助汉学，整理典籍，编纂图书，倡导文治，网罗人才。《四库全书》的开馆，正是这一文化政策的集中体现。职此之故，《总目》对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宋学，多持批评、贬抑的态度，反映在为清初以来各部官修经解所作的提要中，就是不再凸显朱学的主导地位，转而揄扬汉学的考证之功。以三礼为例。《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书，主要记载中国古代职官、礼制、礼仪、礼法等内容，是传统礼乐文化最为集中的理论形态。由于其中多涉典制礼仪、名物度数，故历代学者注释、笺疏繁多，争论也尤大。康熙年间敕撰各部经解，惟独于三礼，只留下讲论《礼记》的未定稿，长年存放于繙书房，始终未能成书。因而乾隆继位伊始，即下令纂修《三礼义疏》。尽管当时纂修诸臣在涉及礼意等有关义理的问题上，仍奉程朱为准绳，但对三礼之学所涵括的诸多典制礼仪、名物度数等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做了较为扎实的考订辨正工作。四库馆臣即抓住此点，大做扬汉抑宋的文章，在《钦定仪礼义疏》的提要中，馆臣极力强调《仪礼》的难读难解之处，并借机贬抑宋儒：“《仪礼》至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空言骋辨。故宋儒讳其所短，多避之不讲。即偶有论述，亦为数无多。”在简要叙述该书纂修情形之后，馆臣还特意称赞其考证之功，说：“举数百年庋阁之尘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岂非遭遇圣朝表章古学，万世一时之嘉会欤？”由此不难看出，语言文字抑扬之间所传递出的学术风气的消长变化。
在尊汉抑宋的同时御纂周易折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总目》反复强调的“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持平态度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实际上，清初以来形成的官方经学体系，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折衷诸家，归于一是的倾向，皇帝“御纂”、“钦定”的各部经解，虽皆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多能兼采汉、晋、唐、宋、元、明各家，折衷荟萃，汇编成书。其中如康熙末年撰成的《御纂周易折中》，《尚书》《诗经》《春秋》各经的“传说汇纂”系列，乾隆初年撰成的《周礼》《仪礼》《礼记》各部“义疏”，均在卷前设“引用姓氏”一目，逐一开列书中所参考引用的上自周秦两汉，下迄元明等历代学者的姓氏，以示兼采博取之意。至《四库全书》开馆，学术界这种兼收博采，总结荟萃的趋向发展到高峰，馆臣也尤为注重发掘各部官修经解中兼采各家，折中持平的亮点，并予以充分肯定。如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的提要中，馆臣谓康熙“于众说之异同，既别白瑕瑜，独操衡鉴，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故虽以《集传》为纲，而古义之不可磨灭者，必一一附录以补缺遗。于学术持其至平，于经义乃协其至当”。对《御纂周易折中》，馆臣则称其“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谶纬，并废互体、互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于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他如对《周礼》《仪礼》《礼记》各部“义疏”，馆臣也赞其“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诚如《总目》卷前《凡例》所言：“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显然，成书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后一个高峰时期的《总目》，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总结传统学术文化的重任，表现出来一种折中荟萃的包容态度和兼收并蓄的宏大气象，这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当然，对清初以来各部官修经解以及由此而构建的官方经学体系，《总目》所进行的评判和总结也不无可议之处。诸如，由于学术风气的变化，四库馆臣有意淡化官修各部经解的尊朱色彩，甚至不惜掩盖原书以朱说为宗的面貌。以乾隆《钦定诗义折中》为例，该书仿效康熙末年《御纂周易折中》的做法，疏解阐发《诗》义皆折中于朱熹之说。但馆臣所作提要，却只字不提是书对朱说的尊崇，只是强调“我皇上幾暇研经，洞周窔奥，于汉以来诸儒之论，无不衡量得失，镜别异同”，还特别于乾隆御制诗中拈出“晦翁旧解我疑生”一句以及诗注中对相关名物的考辨，凸显其对朱熹《诗集传》的辨正和纠谬。再如一般官修之书，普遍存在对本朝最高统治者极尽颂扬之能事的通病，《总目》也不例外，但凡皇帝“钦定”、“御纂”之书，无不充斥溢美之词，如谓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书成，“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数千年画卦系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称乾隆《御纂周易述义》，“诸臣仰承指授，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千古《易》学，可自此更无异议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阅读利用《总目》之时亟需予以注意的。
该文原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注释略。感谢 黄爱平老师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