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近平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重要论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学习
习近平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重要论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预示着我们党对现代国家治理的认识达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内在演进的逻辑，从多个视角深入地阐述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智慧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启示。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的相关重要论述，努力实现传统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应有之义，也是探索和建构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定型，是发展起来后的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汲取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智慧，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相关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生成机制的认识，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内生演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生成的客观必然性
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叠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治理制度的人为设计和重构过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既深刻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深刻地体现着国家治理的思想观念、制度安排的历史延续性。悠久和发达的古代文明，使中国形成了相当早熟的国家治理体系。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0年，其中的核心的国家治理理念和重要制度安排，曾经作为“祖宗之法”或国家治理“不易之道”，早已深刻积淀在民族政治思维和政治心态的深层结构之中，对2000年来国家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制度变更的想象空间，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从基本框架、制度安排到运行机制呈现出的一系列中国特色，依然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内生逻辑。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的诸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总和。通常，一种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形成以后，为了使这一制度框架得以运转起来，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安排。而在具体制度的运作过程中，提高制度运行成效的需要又会逐步催生出一系列相匹配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因而，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成熟和定型，制度体系就会变得日益复杂、繁密，相互之间也会形成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变迁约束。与此同时，任何一种国家治理制度总是在特定的治理观念的引导下形成的，而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及运作，也需要建构和传播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治理观念和政治文化。当国家治理复杂的制度体系已经笼罩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时，制度体系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国家治理及其制度变迁变革的思考方式和想象空间。这种制度安排与思想观念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局面，是任何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必须正视的现实境遇。换言之，无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具有怎样一种革命性，它依然深刻地反映出国家治理体系演进的内在规定性。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深刻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内生性演化的规定性，是今天我们理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的每一种制度安排的变革成效，不仅取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而且取决于制度安排的执行者、受约束者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众多制度转型失败的案例充分证明，从他国移植一种制度形式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新的制度有效地运转起来。即使某一制度在某些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成效，移植到一个文化历史背景迥异的国家，这一制度也未必能够取得预期的治理效果。就此而言，只有内生的制度，才具有最好的治理效果。显然，“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及中国治理体系的变革必然遵循制度变迁的内生逻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2014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历史遗产，精华与糟粕是并存的。延续近2000年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由于长期的路径依赖效应，特别是因文明发展水平长期傲视周边而形成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封闭思维和制度变革惰性，曾经导致近代中国在国家治理的竞争陷入全面溃败的境地，这是我们必须充分汲取的历史教训。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一种能够保持中华文明5000年传承不辍，能够保证文明进步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也积淀着我们的祖先在国家治理上的许多独到智慧。这些智慧也必然蕴含着某些治理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历史和国情的国家的内在要求。因此，“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近平同志指出：“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事实上，这种体现中国国家治理独到智慧的优秀文化，正是借助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的内生性，使中华文明获得了没有中断的精神命脉。而国家治理代代相承的思想智慧，也正是支撑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文化软实力所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之所以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就在于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自信，割断了文化的精神命脉，一个国家就彻底丧失了文化的凝聚力，丧失了国家治理的文化软实力，就会使国家治理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更进一步讲，丧失了文化自信，不去主动总结、学习、汲取传统国家治理的智慧，不去自觉地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就会完全为西方话语所支配，国家治理只能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模式，陷入无休止的制度移植、制度重构的混乱局面。
二、智慧积淀：
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现代启示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当前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他更是举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的十五个方面的思想内容。毫无疑问，今天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容，面对的挑战，同传统国家治理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但国家治理始终都要遵循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准则，都要处理好德与法、知与行、守成与创新等等的关系，都要追求居安思危、求同存异、富民乐民、天下为公的治理境界。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传承过程中，我们祖先在面对国家治理遭遇的各种挑战中，激发出了极为丰富的国家治理智慧，其中许多思想内容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梳理、汲取。
1.“以民为本”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最为突出的国家治理准则，从《尚书》“民惟邦本易经用于治理国家，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家语》“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再到《贞观政要》“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重民、爱民、惠民、恤民，始终被视为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根本之道。在天心即民心的治国理念中，顺民意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由此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觉传承和弘扬“以民为本”思想的合理内容，明确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将人民立场确立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将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在民族复兴大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看到最光明的前景，同时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历史阶段，全党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目的就是要防止国家治理迷失方向，防范和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2.“道法自然”与国家治理的责任担当。“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这里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然衍化之理，可引申为事物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道法自然”派生出了老子独特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哲学。“烹小鲜”的重要前提，是熟知“小鲜”的特点，关键是控制火候、调和五味。不谙火候，频繁搅动，都可能导致小鲜肉碎味败。治大国同样要充分了解国情、体察民意，防止政令繁苛多变。2013年3月学习习近平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重要论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习近平同志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专门引述了老子的这一名言，指出，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又引用了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强调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中国是国情异常复杂的巨型国家，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际，治国理政既要有“治大国”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不能有丝毫懈怠松弛，又要有“烹小鲜”的细心与耐心，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做到蹄疾而步稳。
3.“为政以德”与国家治理的清廉准则。坚持国家治理以德为先，是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儒家“内圣外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追求中，主政者内在的道德修养不仅高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而且正是实现“外王”的根本之道。更进一步讲，儒家的以德治国学习习近平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重要论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注重的是以上率下。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的作用，坚持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在福建工作时期，他就曾推动出台“宁德廉政12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除了着力加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建设，还要求干部仔细算好利益、法纪、良心“三笔账”。党的十八大后，针对“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四种危险”的尖锐性、严峻性，党中央在重拳出击、铁腕治腐的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也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带动全党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
4.“礼义廉耻”与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注重道德教化，培育廉耻意识，养成公序良俗，是儒家实现以德治国的重要路径。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指的便是“恭宽信敏惠”易经用于治理国家，这可说是孔子倡导的核心价值。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发展，儒家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等一整套价值观念，并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基本价值信念，以及礼义廉耻的行为准则。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国家治理的软实力，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是增进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的有效方式。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人为建构的，任何能够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必然与延续了上千年的民族价值偏好和行为方式有着深刻的精神契合。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是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有其深刻的传统文化价值根源。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体现了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这里，修身是个人的基本道德的养成，是整个儒家价值观的基石；齐家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就是要求在修身的基础上，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引导和感召自己的家人、族人，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小环境和睦有序。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就是通过治理国家使国富民强，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5.“和衷共济”与国家治理中的协商民主。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最显著特色，以“和”为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儒家“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的治国理想，决定了国家治理必须广泛吸纳民意、民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要求人与人之间“忠恕仁和”“合群睦众”，反映到国家治理上就是追求“政通人和”。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居于“天时”‘地利”之上，既是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也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软实力。“和”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不是抹杀差别，无视不同的利益诉求。“异”中求“和”，就需要相互沟通协商，从中寻求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实现“兼容并蓄”，“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古代中国不仅有丰富的主张协商治理的思想内容，而且有不少相关的制度实现机制。春秋时期“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里的“乡校”就具有政治协商功能。后代历朝都有廷议制度，廷议作为古代中央决策的重要程序易经用于治理国家，也包含着听取不同方面意见，并进行政策辩论和协商的旨意。“天下为公”的国家治理价值准则，“政通人和”的治理目标，以及“和衷共济”“求同存异”的政治准则，“兼容并蓄”“执两用中”的决策思维，经历长期的历史演化，已经积淀成为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基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传统政治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的伟大创新，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注重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情怀来化解内部的政治纷争，注重多元治理主体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相互包容，通过相互沟通协商寻求共识的独特智慧。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起强大力量。”
6.“革故鼎新”与治国理政的与时俱进。注重国家治理制度安排的改革创新，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之所以表现较大的体制弹性的重要动力。按照历史记载，殷商王朝的创始人商汤曾经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刻在自己的洗澡盆上，提醒自己治理国家就像洗澡一样，要不断弃旧图新。《易经》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易经》还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显然，革故鼎新的根本依据，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战国时代的改革家商鞅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概括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历代王朝在改朝换代时，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器用”，表明自己厉行新政，革除旧弊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发展大势，顺乎人民群众的呼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更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要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同志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伟大的社会革命。
三、旧邦新命：
实现传统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传承历史的中国，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今天正迎来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要实现大国的崛起，就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水平；就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一切都离不开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和光大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中的许多有益成分，已经逐渐融入了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并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无疑为我们从古代治国理政优秀思想传统中汲取国家治理智慧，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
首先，要实现古代治国理政优秀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内生演进的文化自觉，充分尊重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努力挖掘和汲取古代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201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总结和弘扬中国古代关于道法自然、天下为公、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以德立人、清廉从政、求同存异、居安思危等治国理政思想，用以滋养我们的智慧，开阔我们的视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切实增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其次，要实现古代治国理政优秀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基于文化自信，以开放性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人类在国家治理探索实践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用以激活和转化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更不是盲目排外，而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需要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以开放性的视野来审视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局限性，深刻总结古代治国理政的教训。习近平同志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再次，要实现古代治国理政优秀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基于制度自觉，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以制度创新激活古代治国理政思想智慧，抑制其消除因素的滋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制度体系”的范畴，明确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治理最终是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来实现的，我们既要着眼于现代国家治理的需要，充分汲取古代治国理政有益的思想智慧，将其融入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过程，又要注重以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以有效的制度安排，抑制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糟粕故态复萌，防止传统消极政治文化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名渗透到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来。
（作者系中共衢州市委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