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易经》的八个字：“吉凶悔吝”和“元亨利贞”
整部《易经》的原文就讲了八个字：“吉凶悔吝”和“元亨利贞”。“吉凶悔吝”在中国文化里的一个主体就是“趋吉避凶”。“趋吉避凶”这个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的术术层面外化出来五术，就是山、医、命、相、卜，这五个模块都是在说明趋吉避凶。同有三和中医就是“医”的模块，病了就用“医”。而这五个模块都是从“易”里产生的。
作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易经》最根本的地方是在“元亨利贞”，但我们理解的“元亨利贞”和大家看到的“元亨利贞”是有差异的。“吉凶”这个概念一般是没有差异的，常态里大家都认为“我想要的这个事就是好的”，“我不想要的那个事就是坏的”，在哲学层面上很容易理解：我想要的事来了就是吉，我不想要的事来了就是凶。
而“元亨”和“利贞”其实就是《易经》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东西易经入门第八讲，本质上《易经》是要我们知道“不变”的，它是从“简易”、“变易”带领我们到“不易”，我们学《易经》最终要学的是“不易”，不是“简易”也不是“变易”。什么东西是“不易”的?“元亨”是不易的，只有“元亨”了，才能“利贞”。
所以我们需要探讨 “元亨”这个概念。一切万物开始的地方叫“元”，也就是您与一切万物相通的那个地方，通了以后就叫“元亨”。只有“元亨”才能“利贞”。每个人的生命都要“利贞”，而不是“吉凶”，也不是落于吉凶。如果避吉凶或落于吉凶，那就背道而驰了。这是《易经》最重要的核心思想。《易经》就是帮助我们从趋吉避凶、“吉凶悔吝”的状态到达“元亨利贞”的状态。“悔吝”就是后悔、反悔、犹豫、纠结等。
在儒家的定义里，“元亨”的“元”代表“仁”，“亨”代表“义”。“仁义礼智”就分别指代的是“元亨利贞”。《论语》里讲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归仁”实际上归的是“元”。什么叫“仁”?“仁”在儒家文化里是有结论的，“人同此心”以后才是“仁”，而不是做好事。做好事好不好?好!但做好事不是“仁”，是分别。孔子给了我们答案：做好事还没到“仁”，“仁”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中国文化里的“悟道”，或者“见性”、“无我”，到了万物发生的源头，这个地方才是“天下归仁”，也就是“克己复礼”，通过“克己”的方式“复礼”，通过“复礼”来“归元”。
当我们归回元点以后就“利贞”，所谓“贞”就是观察、洞察、观点、思想、行为、价值观、整体观。唐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年号，一个是“贞观”，一个是“开元”。李世民是非常有文化的，“贞观”就是“无我观”或说“不二观”的状态，是超越吉凶的。《易经》对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影响就是从“趋吉避凶”到“超越吉凶”，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课。
中国文化是天文和人文并存的文化，这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里，天文是天文，人文是哲学、宗教整部《易经》的八个字：“吉凶悔吝”和“元亨利贞”，而在中国文化里，人文和天文是一样的。那么圣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描述天文和人文呢?是在心物一元的状态里，“心”是人文，“物”是天文，是在心物一元的状态里看阴阳、法阴阳、指代阴阳。
《易经》本身分三个模块：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是易理的部份，“变易”是卦象的部分，第三个模块是“不易”。
我们都是用变化的视野去看变化，而《易经》是用不变的视野看变化。从参照系上讲，只有不变的才能显现出变，能不能转身，也就是《易经》能不能入门，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以动态的思维或视野去看这个世界，以变看变，参照系是错的，一定是雾里看花;或者说是“二乘”，以幻看幻，以变化的吉凶去求变化的吉凶，没有意义。在这样一种思想误区里，很多人学“易”越学越乱、越学越杂、越学越糊涂。因为不变是绝对的，变是基于不变的相对。
因此，《易经》是通过“简易”、“变易”的描述来帮助我们实现“不易”，也就是不变。但我们被变化牵走了，活在变化里无可奈何。所谓中国文化的智慧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以变化应变化叫聪明，甚至叫糊涂。
《易经》既有象术又有易理，既讲到了天道的决定性，又强调了君子之道和人性的是非善恶，肯定了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和人的智慧选择。所以它是天道和人道并存的一个思想体系，因此中国文化的一个主题永远是“和”，而“和”的主题则永远是“天地人和”。强调人道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道复还天道，还复本来面目、天之本性，而不是帮助人道脱离天道，如果脱离天道的话，在中国文化里这就叫做“不归路”。
《易经》里有句原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贲卦彖辞里的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主时，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以察时变”，但我们经常“与事俱进”或“与人俱进”，这是我们行为的常态，跟着事走，或跟着人走，要么跟着别人走易经入门第八讲，要么跟着自己走。如何从“与事俱进”或“与人俱进”回到“与时俱进”呢?
我们再来看艮卦的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人生要做到时间止则止，时间行则行。中国文化讲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天文部份讲天时地利，其人文部份一样讲的是时间，是以时为参照，包括中医开方开的就是时方，我们要做到“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文化就是帮助我们“识时务”，其讲的是时间、时令、时局、时候。
人的行为规范是以什么为背景?我们经常以自己的诉求、愿望甚至欲望为背景，所以经常会事与愿违，我们的“愿”是我们的主张，但忽视了“时”，我们的时间概念只是停留在几点钟，而没有在中国文化表达的“时”里去思考我们做事应该以什么为中心。时间是我们思考的中心，所以“天时地利”放在前面，“人和”放在后面，这是有次第的。
《易经·文言》里有句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与天地合”才是德，《易经》对道德的结论是：依照道的行为才是德行。“与日月合”才是明，意思是明白的人是跟日月相通的。“与四时合其序”，四时就是春夏秋冬，或者东西南北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立法里，秋后问斩或秋后算账是个实相，到了秋天才来干这个事，秋天以前先把你抓起来，“与四时合其序”在文化和社会行为里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序”就是秩序，人、社会、思想、行为都有秩序，文化也有秩序，我们是在遵循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生命旅程。就像每本书都有一个序，这个“序”代表书的一个流程。
最后才是“与鬼神合其吉凶”，吉凶是放在最后的，我经常讲心里有鬼才有吉凶。就是通过不得已而说的人间的吉凶，慢慢帮助我们“与四时合其序”，也就是与时间同步，然后“与日月合其明”，再高一点“与天地合其德”。所以《文言》把《易经》人文的架构和秩序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吉凶的层面提高到遵守秩序的层面，你只要遵守了秩序，就不会被天地所罚。
《道德经》的原文是“人法地，地法天”，但实际上经常是“天法地，地法人”，“人法地”是老子的境界，我们则是被地法人了还不知道，所以经常是被惩罚了才反思：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守秩序才被惩罚?在中国文化里，如果按秩序走整部《易经》的八个字：“吉凶悔吝”和“元亨利贞”，你肯定不会生病，你肯定不会不顺，因为不顺一定是有某种违逆，身也好，心也好，事情也好，主张也好，一旦产生违逆，必然就会有反作用，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人一旦失和，就会有灾、有难、有病，如中医讲的寒暑失和，受了寒就要病，因为你受了寒就必然会受寒的因果关系，所以中国文化讲的因果是不虚的，你只要这样做，就会有这样的果，你种了西瓜就得西瓜易经入门第八讲，种了芝麻就得芝麻。
从“吉凶”到“序”这一部份的用，我相信对在座的诸位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过去对吉凶是茫然的，甚至是赌的，不知道未来是吉还是凶，只有碰到事的时候才知道是吉还是凶。如果我们回到“序”的层面，万物是有序的，人也是有序的，那么吉凶就不会无缘无故地错位，我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要思考怎么样从“吉凶”回到“秩序”，而从“秩序”再到“明白”、再到“有德”，那是后面的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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